“情本位”的中国哲学

从去年年底一直忙于审阅接踵而至的大量论文，昨天暂时告一段落，终于松了一口气。到4月份开学之前的这一段日子里，还得写一份在上海的研讨会上要宣读的稿子，也要校对一个篇幅较大的译著。
应接不暇的大量工作面前，有时禁不住叹息，但在这些大小不同的各种工作中都可以获得新知识，的确受益良多。当然不无疲劳之感，但从中汲取的乐趣更大。
《读书》2011年第1期刊登了李泽厚和刘绪源的对谈－－《“情本体”是一种世界性视角》，为其即将出版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做了有趣的介绍。
李泽厚语言生动，所提出的问题和视角总是那么敏锐且新颖，一直以来吸引着大量的读者，其著作多有外文版，论其数量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肯定为最多。
何谓“情本体”？且看他自己的解释：

我1985年写的第三个提纲里，也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自身。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本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性和必然性。”这就已经有“情本体”了。

“第三个提纲”大概是指收入《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的《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吧？总之，他要从主体性的角度切入寻找“真正自己的”自由精神。这个套路仿佛20世纪以后面临现代性的众多哲学思考也走过的路径。日本的哲学思想自不必说，港台的现代新儒家也有类似的地方。他们或多或少地参照存在主义的路数，寻找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而最终都要将个体主体性与其周遭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起来，有意无意地强化国民国家的想像。李泽厚的思想中也有这一趋向，则是不可否认的了。
李泽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无论其对康德的阐发也好，还是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历史的积淀”也好，我们很难在马克思主义和他的这些诠释之间找到恰当的衔接。
难怪贺照田为社会主义主体的迷失而深感困惑。我不是要否定李泽厚，而觉得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坎坷经历正因为是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更有必要以另外一种视角来重新好好阅读。我相信他的哲思对任何人来说都很耐读的。而在此需要的是，高度的批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