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本人”

东京大学（驹场）地区文化研究专业教授村田雄二郎老师载于其博客上的一篇报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报》），很耐人寻味。现转译如下:

当我们怀着这种憧憬或者忧虑之念试图建构在当代语境中具有积极意义且富于生产性的有关西藏这一地区“文化”的某种话语之时，我们所标榜的“地区文化研究”所包涵的各种问题立即浮现上来。如何定位并界定西藏这一“地区”的范围？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上面提到过“西藏自治区”，无须讳言，设在印度的达赖逃亡政府对此提出抗议，说这是中国政府擅自划定的。行政上的区域划分和民族文化圈域之间有不一致性，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常见的现象，所以，他们所说在此层面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们所谓“我们西藏”的圣地的范围还包括东北西藏（青海、甘肃以及四川的部分地区）和东南西藏（云南和四川的部分地区）。的确，有很多藏族人民一直生活在这些地方，但其中大多都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因此，这种“大西藏”实包涵汉族、蒙古族、穆斯林以及其它众多民族。不仅如此，就看西藏内部至今还存在着很难相互沟通的方言差距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即使万一将来实现“大西藏”的统一，新的弱势群体问题和民族问题一定会随之产生。实际上，我们稍微回忆历史就可以知道，对抗中国的西藏民族主义的产生并不在那么遥远的过去。依我所看，这无非是二十世纪这一“民族国家”的时代的产儿。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西藏民族主义是孪生兄弟，也并非言过其实吧。我们可以将围绕西藏展开的国际政治“纷争”从“地区”的视角重新视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某种“症候”。另外，西藏“民族文化”的载体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分布在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家。当然，那里长期分享着人、物资和信息的交流；1950年代以后移居国外的藏民散居在包括欧美和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这么一来，西藏文化在空间上的外延更是全球性的。而且，可叫做西藏离散族群的群体一面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一面又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加强和“祖国”之间的联系，正在重新构筑传统认同。乡土文化结合于全球主义，这也构成着地区文化研究要面对的新命题。……

这是一种很客观的分析。其对“大西藏”概念的质疑和多民族杂居的现状的分析令人不由得想起萧亮中先生的有关论述。离开“民族”观念的框框，我们可以想像更为丰饶的文化交融的和谐空间。所以，我认为，民族自治的最终目标定为民族差别的消解是对的。
但是换个角度看问题，跨国家主义（或曰跨民族主义，即trans-nationalism）的后现代思想也在另一方面遮蔽着另外一种问题。目前，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跨文化、跨民族主义已经构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有些意见也说，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国民身分抛在后边，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个人面对他者。但是，如果真能把深刻地镶在身上的“日本国民”的印记抹掉的话，我也不知道如何能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那些过去看作自己的问题来对待？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清算那一段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负的遗产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从现代主义的“国民”轻松跳跃到后现代的跨国主义吗？记得张旭东先生在北大连续讲全球时代问题的时候，始终强调的便是“我们中国人”。我想说的不一定和张先生的意思一样，但我想正因为“过去给我们寄予着期许”，我们或许更应该强调“我们日本人”这一似乎已落后于时代的称谓。

写于日本国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