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文本中的帝国和中国的缺席

夏目漱石的著名小说《门》在小森阳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岩波书店，2001年）一书出版后作为一部反映日本殖民扩张历史的文本，开始受到后殖民理论文学批评的广泛关注。齐金英《夏目漱石『門』論－女性・領土・帝国主義－》（『国文』112号、2009年12月）虽然是一篇篇幅较小的论文，但对小森所没有提到的问题展开了清晰而充分的剖析，提出了值得加以关注的视角：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的历史叙述对中国的忽略或者潜意识化。
她运用性别理论描绘《门》这一文本所展示的人物纠缠关系，再把它与日俄战争后的东亚国际格局联系起来，论述逻辑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我在这个帖子写标题时用了“中国的缺席”这么些字眼，我想说的是日本现代史叙述对中国在20世纪上半期的自我现代化历程的忽略，而这种忽略不只是在二战前的日本知识话语的特点，日本反思现代的批判话语也未必完全摆脱这种惯性化思维。沟口雄三的中国史叙述仍然在中国受欢迎原因大概也在这一点。因为乍看上去，沟口的叙述的确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主体性给以充分的认可。但沟口的问题却在于对“中国”这个叙事预设的本质化，这反而阻碍着挖掘中国思想史的丰富性。正如小森指出的那样，这也是竹内好的缺点：

问题是，何为“属于东方的”，何为“属于欧洲的”，所谓的“日本意识形态”到底是何等思想？至少，如下二分法不应该通俗化地去了解：“东方”是“抵抗”西方侵略的存在，西方则是具有“保持自我的欲求”即具有很强自我意识的存在。否则，给殖民主义思维中的两项对立主义和亚洲帝国主义思维中的两项对立主义（这与前者形成正反面）以可乘之机。（《ポストコロニアル》，p.117）

竹内好的问题暂且不说，就沟口而论，他的叙事中有一种强烈的本质化趋向支配着其中国思想史框架。总之，“中国”在日本的知识话语里面常以被动的客体身份被叙述下来，这一点，沟口和帝国主义时期的“东洋史”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运用性别批评理论进行文本诠释的尝试足以让人窥见到这一“叙事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