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旧文，是张志强《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序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载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这一对贺照田专著的长篇书评充满着对作者的深挚理解和共鸣，颇值得玩味。张氏和作者一起，将知识的脆弱本身当做唯一的依托，思考何等知识话语才能够触及同样脆弱而苦恼的他者之生存。
他们试图诉诸一种历史的叙述来达此目的。张氏说：
史学是一种随物赋形的知识。“随物”且“赋形”的史学，既不同于那种仅客观冷静地追随历史事物而并不能在历史整体中赋予其意义的“实证史学”，也不同于那种独断地以原则和教条刚性地裁判世界、只知以目的论来安排意义的“赋形”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眼光里，焦虑和苦恼无疑是一种价值的犹疑状态，它们既可能是对价值如何在历史性情境中落实的焦虑，也可能是对历史总是难以依循价值的引导而盲目任意的苦恼。因此，焦虑和苦恼无疑是一种历史与虚无之间的生存情态，价值还尚且无处寄身安顿。……他们也可能忽视了“焦虑和苦恼”不过是对抽象的价值确定性原则与非目的论的历史世界之间的裂痕难以弥缝的焦虑和苦恼，“焦虑和苦恼”既可能是由道德脆弱性引起的焦虑和苦恼，也可能是对道德在历史情境中的脆弱可能性的焦虑和苦恼。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道德脆弱性的苦恼和焦虑，难道不是由某种更具形式性同时也更具历史性的“道德感”引发的吗？当焦虑和苦恼成为进入别人焦虑和苦恼的感通孔道之际，焦虑和苦恼同时便赢得了一种道德的意义：对世界和他人的不麻木的感通正是价值发生的根源。
历史也在这种意义的感通连带之中被组建为更大的主体的历史。历史认识当然承担起了价值，而这种由历史认识所承担的价值当然试图去负担整个历史世界，因为，它总是在历史中努力通过主体之间的连带来能动地与命运搏求，以对历史的客观性认识来增加掌控命运的力量；在一系列因袭着过往势力的历史瞬间，以对历史的整体的客观认识，和对主体精神创造潜力的了解，去把握开放向未来的可能性契机。
历史、史学、主体。依我看，由此产生的共鸣截然有别于诸如结盟、团结之类带有强势意味的政治语言。我在此联想到了小林康夫阐发法国已故文学家批评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思想的一篇短文。我最近读之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不应该忘记：布朗肖在此发现了后来成为他的思考当中最为有力的轴心之一的思想－－友爱。要拒绝公共性本身就等于拒绝在公共领域里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恰恰是其“拒绝的力量”本身又能够将不同的人“联接”起来。也就是说，他的“不”的宣称确实要给公共性本身划以界限。就在这种界限上，不同于“共享”界限的“分享”的条件才会出现。它并不像文学那样富于想像，亦不像政治那样现实或具备象征性，而它是处在离这些文学和政治的图像尚为遥远的地方，或在其遥远的彼岸的一种可能性。它是开放的，所以也是“无法还原到任何其它状态的”，是一种“与物齐在”的可能性。（『歴史のディコンストラクション』、未来社、2010年）
小林大概不会认同对执着于道德观念的思考方式，其“友爱”观念也可能比张贺二氏更为深刻且孤独。不过我想，张贺二氏的历史观念是在拒绝大写的道德之后才可获得其意义。张氏以“仁”（儒家术语）和“悲”（释家术语）这两个概念代表与他者齐在的感觉。这才是其“道德”观念的真正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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